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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王仲犖專攻魏晉隋唐史

        2018-06-10 20:04:00大公網 作者:塵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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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圖:王仲犖熱誠教學,專心寫作

         

        王仲犖與日前我在本欄提述的鄧廣銘一樣,都是我自少年時代“認識”的內地史學名家,不過,必須說明,所謂“認識”,只不過是僅知其人以及拜讀其書而已,像我那輩在港接受教育的學子,既沒有機會親附驥尾,敬承教澤,亦沒法親沐于他的風趣談吐。
         
        雖然同樣是我在差不多同一時代所認識的內地史學名家,王仲犖與鄧廣銘有好些地方毫不相同。首先,鄧廣銘專攻宋史;王仲犖則以魏晉南北朝及隋唐為專。第二,鄧廣銘終其一生大抵以王安石、岳飛、辛棄疾為主要研究對象,但這位宋史專家不曾寫過一本宋朝的斷代史,而只為《中國史綱要》一書寫了“宋遼金史”部分;王仲犖則寫有自魏晉以至隋唐的斷代史,經編整修訂后,分《魏晉南北朝史》及《隋唐五代史》推出。
         
        第三,兩位同樣是斷代史專家,寫過不少斷代史的文章并編成文集,兩位亦不約而同,為宋朝文學作品結集註釋:鄧有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;王有《西崑酬唱集注》。不過,王仲犖在其他方面也有著作。他生前寫了不少關于歷代物價考的文章;身故后由遺孀鄭宜秀代為出版,并按丈夫生前所示,將書名定為《金泥玉屑叢考》。
         
        第四,鄧廣銘和王仲犖雖然都是享負盛名的斷代史專家而長期在大學執教,但鄧長年任教北京大學;生于浙江馀姚的王仲犖,卻對山東情深難捨,因此長時期在山東大學任教,不求聞達,無意登入“北大”之門,做名牌大學教授;反而專心在山東作育英才。
         
        第五,一如上文所述,鄧廣銘集中研究宋朝幾個人物而寫成《陳龍川傳》、《辛棄疾傳》、《辛稼軒年譜》、《韓世忠年譜》、《岳飛傳》、《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》等;王仲犖除寫了一本《說曹操》而為現代史學界展開曹操的正反兩面討論之外,就沒有以某朝代的人物成書,而以某朝代的一些方面成書,包括關乎南北朝北周的《北周六典》、《北周地理志》,以及關乎唐朝的《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》。
         
        十載精力寫兩套斷代史
         
        上述著作之中,對一般習史的學子來說,最熱門的,當然是兩套斷代史,即《魏晉南北朝史》和《隋唐五代史》,而這兩套斷代史都是分上、下兩冊印行。這兩套斷代史先后在一九八○及一九九○年推出。前者有四十一萬字;后者有四十八九萬字,兩者合共九十萬字。
         
        這兩套從魏晉到隋唐的斷代史,雖然坊間所售的是兩套分開印行的書,但追本溯源,其實是蛻變自作者在五十年代寫成的《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》,而此書的上冊在六十年代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,但下冊雖然已予定稿并準備付梓,但因受“文革”影響而停止排印。
         
        “文革”結束后,出版社主動致函王仲犖,表示有意重印該書的上冊,并準備出版下冊。王仲犖雖然覺得欣慰,但鑒于該書草成于一九五○年初,已經事隔四分一世紀,實在不宜隻字不改就將上冊重印及將下冊付印,于是要求出版社給予兩三年時間訂正,將自己的新見解及外界的評論適度加入舊作,并計劃將舊作擴大,由原先的初唐延至整個唐朝甚至五代十國,然后將原作分成魏晉和隋唐兩大套。
         
        這項浩大工程的上半部即《魏晉南北朝史》花了大約三年才在一九七九年完成,而下半部即《隋唐五代史》卻要經過六七年時間大幅修訂才在八五年完成。誠如作者親自引述,“十年精力,瘁此兩書”,光是這兩套斷代史,已耗費他十多年精力。
         
        魏晉南北朝非黑暗時代
         
        《魏晉南北朝史》共分十二章,由第一章“三國分立”至十二章“魏晉南北朝的科學技術”。一如其他載述二手資料的斷代史,王仲犖將大量第一手史料整編然后寫此書,但當中有不少課題值得提出討論。例如,他在書內說明,中國既然是個多民族國家,而魏晉南北朝時期,匈奴(指南匈奴)、鮮卑、氐、羌、羯等部族,經入侵中原后已予漢族合為一體,并使之更見壯大。因此,各族之間的聯合融和,既然是歷史事實,就應予肯定。為此,除前述“五胡”外,王仲犖亦以不少篇幅,主要是書內第八章“邊境各族”及第九章“中外經濟文化交通”,介紹其他部族例如高昌、龜茲、于闐、吐谷渾、黨項以至一般人鮮有知聞的夫馀、沃沮、勿吉、室韋、附國、宕昌等部族的制度和活動,以及與漢族的交往。
         
        另一方面,王仲犖不同意一般學者的說法,認為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史上的黑暗時代、社會經濟停滯不前。反之,他認為這段時期各式文化藝術,例如經學、哲學、宗教、史學、文學、書畫、音樂、舞蹈,以至科學,均有長足發展,而且成就非凡。為此,他以全書的四分之一篇幅即最后三章闡述這段時期的文化成就。
         
        舉前涼說明內部須團結
         
        任何一本晉史,當然敘述那場以少勝多的淝水之戰。王仲犖的《魏晉南北朝史》,固然有所提述,但除此以外,特別提出一個較少人知的例子,就是前涼雖然是個小國,兵微將寡,只有兵眾幾萬,但先后擊敗入侵的前趙(擁兵二十八萬)及后趙(擁兵十多萬),而當中致勝之道,是前涼內部安定團結,敵人無隙可乘。他舉前涼為例,是要印證《尚書》“取亂侮亡”的道理。只要我們內部和睦團結,就不易受到外敵欺侮。這種道理,十分值得記取。
         
        至于王仲犖成書較晚的《隋唐五代史》,全書共分十章,由第一章“隋代的政治與經濟”至第十章“隋唐五代的文學藝術與科學技術”。單以唐史而論,一如其他二手史書,王仲犖所用的引文,多採自《舊唐書》和《新唐書》。基本上,他是兩史兼採,以補彼此之不足。不過,如果某事兩史均有記載,他就引述《舊唐書》,而捨《新唐書》。箇中的最大原因是《舊唐書》行文暢順,容易理解;反觀《新唐書》佶屈聱牙,不便閱讀。同樣情況,他寧取《舊五代史》而不取《新五代史》。
         
        不過,據他親述,但凡引用唐史材料,很多時候既不採《舊唐書》,亦不採《新唐書》,而逕用《資治通鍳》。原因有二:其一,主觀上由于他在抗戰期間,寄寓昆渝兩地,手頭書籍不多,只有《資治通鍳》,因此經常反覆閱讀,結果從頭到尾看過十多遍,日后引用,多所稱便;其二,客觀上,《資治通鍳》成書時由于對所用史料審訂嚴格,因此比較穩妥。他為了說明這一點,特別舉出《新唐書》“仇士良傳”里一位涉及“甘露之變”的翰林學士崔慎由作為例子,以《通鍳考異》及《翰苑新書》,力證仇士良與崔慎由晤談甘露之變一事,根本是訛傳,因此《資治通鍳》在記載“甘露之變”時,刻意刪除這一項記于《新唐書》的史料。
         
        另一方面,史學界研究唐朝以至唐朝之前的社會結構及階級制度時,最常參考《唐律》。王仲犖當然不例外,但除《唐律》之外,亦參照了兩冊關乎姓氏譜錄的敦煌文書,即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》和《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》。這些史料對于研究唐代名門望族很有幫助。
         
        為敦煌地志殘卷考釋
         
        提到敦煌文獻,王仲犖在六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的十多年間,對敦煌石室所發現的地志殘卷,先后寫了十多篇考釋、校釋或箋釋,包括篇幅最長的“唐天寶初年地志殘卷考釋”。這十多篇考釋在他逝世后幾年由遺孀鄭宜秀整理付印,并邀得尤專敦煌的史學名家王永興作序。
         
        王永興在這本定名為《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》的“序言”說道:“修造地志,是唐代一項涉及經濟財政的制度,而現存的敦煌唐地志無疑是我國學術文化上的寶貴資料。敦煌所出的唐地志,雖然為數不多,但卻是研究唐代地理歷史以及社會經濟的重要資料。”雖說資料重要,但由于地志研究確實枯燥乏味,學史的后輩很多不感興趣,以致承接乏人。王仲犖這本地志考釋,絕對極其罕有。
         
        試以上述《地志考釋》里“《燉煌錄》殘卷考釋”一文為例。殘卷里其中有一條的記載如下:“州西有陽關,即古玉門關;因沙洲刺史陽明詔追拒命,奔出此關。接鄯善城,險阻乏水草,不通人行。其關后移州東。”王仲犖對于這則記載提出質疑,于是在其考釋提出,玉門關和陽關,在漢武帝時已經設置,所以不可能有玉門關改稱陽關之事。至于沙洲刺史陽明從此關出走,亦無此事,而陽關亦從無遷移。不過,玉門關確曾遷移,但并非如《燉煌錄》所言,移往州東,而是往東北移。另,所指的鄯善城,即古代鄯善國的國都,在現今新疆若羌縣城,即古代的石城鎮。
         
        順帶一提,地方圖志,古已有之,并且設有專責人員掌管。據《周禮》記載,有“職方氏”負責掌管天下地圖。在唐代,地方圖志由兵部該管,而兵部設置郎中及員外郎各一人,掌管地圖及相關事務。地方圖志之事,由兵部該管,相信主要功能是為國家防務提供地理資料。
         
        關于地方圖志,王仲犖除了上述《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》之外,另以長達七十萬字的篇幅,寫了一套兩冊的《北周地理志》。此書初稿早于一九三五年寫成,但隨后屢有增刪斧定,至一九七八年亦即經歷四次大規模修訂后才完稿。
         
        補北周地理志書的空白
         
        《北周地理志》對史學界的最大貢獻,是補北周地理志書方面的空白。原來歷代史書,居然沒有一本專門載述北周地理的志書。王仲犖于是毅然挑起這個重擔。不過,他在編集北周地理志時,卻遇到重重困難。
         
        首先,關于北周地理的正史,只有《隋書》,但《隋書》所記的地理,是根據隋朝州縣的分布而不是按照北周年間的州縣而編寫,加上隋初不少州郡縣已經合併成省,所以資料并不可靠。再者,由于可予參照的資料,來源不一,一經對照,矛盾極多。此外,王仲犖經常碰到一個問題,就是某個州究竟下轄多少個郡,以及哪些郡,而某郡又下轄多少縣,以及哪些縣?另一個延伸的問題,是當某些郡縣併入某省時,究竟是整個郡或整個縣併入,還是郡或縣的某些地區併入呢?這個根本難以稽考。
         
        王仲犖在回顧這項關于編寫地理志的工作時,提出不止上述四項困難,而是十項,可惜本文篇幅有限,不能詳載。
         
        王仲犖既然是魏晉南北朝史專家,所著專書,當然不止上述。關于北周,除了《北周地理志》外,他在二十多歲時便著手《北周職官志》,隨后四易其稿。據他親述,此書從初擬至審定,經歷了四十多年,而實際用于編寫此書的時間,亦超過三年,其間將此書改稱《北周六典》。
         
        《北周六典》內關于六府,即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官府屬下諸官的職稱和品秩,主要根據杜佑《通典》的“職官典后周官品”,并參考《后周書》、《隋書》諸史,以及北朝和唐代的碑文墓誌。其實這種水磨功夫,既吃力,又不討好,一般讀者甚至歷史系學生,斷不會翻閱,而唯一受惠者只是選擇相關課題作為論文題目的研究生而已。也因如此,不是太多史學名家愿意在此等枯燥乏味的課題上花功夫。王仲犖的《北周六典》與《北周地理志》一樣,確補史學界的不足。
         
        “生命不息,寫作不止”
         
        很多史學家除了撰寫專書,亦會將歷年所寫而篇幅較短的文章,結集成書,以便傳世。王仲犖當然也不例外。他把四十多年來所寫的論文,集成兩大冊,并因應自己居于濟南山東大學?華山館而將文集定名為《?華山館叢稿》及《?華山館叢稿續編》,前者初刊于一九八七年,后者則初刊于二○○七年。
         
        正稿與續編共收文四十多篇,合共八十多萬字。文章長短不一,短則只有寥寥數頁,如《井田制度考》,長則多達百馀頁,如《鮮卑姓氏考》,甚至連五十年代初刊的小書《曹操》,經修訂后,載于《續編》內。
         
        這幾十篇文章固然以各門歷史為主,但當中有兩篇另類文章,很值得細閱。其一是《太炎先生二三事》,文內所記的事件,本身并非十分特別,而是讀者可以透過作者記敘老師的行事見識,了解做弟子的如何觀察老師。
         
        另外一文,題為“談談我的生平和治學經過”,短短十幾頁,充分敘述作者如何治理學問,以及研究歷史的經過。例如,他在四九年擔任青島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時,奉命為農民戰爭史蒐集資料,然后抄錄于卡片。他在魏晉南北朝農民戰爭方面抄了幾百張資料卡。此舉有助于他日后在大學講授魏晉南北朝史,以及動筆寫《魏晉南北朝史》。
         
        一九八三年亦即王仲犖逝世前三年,當朋友問他此后還寫什么書,他表示,只要身體可以,還會寫幾本書,并強調“生命不息,寫作不止。”
         
        這八字真言,不僅是王仲犖的生命觀,也是終生治學之人的使命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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